第一千零五十五章 阶级认同大于族群认同 （1 / 2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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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翊钧本来到天牢来，是想问问吕坤到底为何要授意三个掮客，勾结那么多的官员，攻讦王国光的身后名，有什么政治目的，是否有朝中大臣授意。

但在见到吕坤的那一刻，朱翊钧释然了，他也没有问，他很确定没有朝中大臣授意，因为吕坤这身上那股子贱儒味儿太冲了，他这股贱儒味儿，就进不了大臣的眼里，大臣也懒得跟他搅合在一起，影响进步。

吕坤就是那种很普遍的大明贱儒，有点野心、能力却很一般、没有志向、事事推脱责任、喜欢给自己错误行为寻找理由，最大的本事就是投机取巧、见缝插针、鼓噪风力舆论后浑水摸鱼。

被廷杖、流放的四十三名官员，也一点都不无辜，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人。

真正带着大明向前走的人，是脊梁挺得笔直、内心深处往往憋着一口气、心怀远大志向并且付诸于实践、坚毅百折不挠的弘毅之人，他们遇到任何的困难险阻，会第一时间想办法去解决，而不是去逃避或者谋求私利。

朱元璋留下的财政困局，这个困难如同山一样，摆在了万历维新第一届阁臣班子面前，这个困难很大，大到两百年以来的士大夫或者有意、或者无意，对它避而远之，生怕引火上身。

王国光遇到了，他试图解决，甚至捎带手，把当年开中法被破坏的边方粮饷问题，都解决了。

而这些一遇到什么事儿，就自诩清醒，张口要杀要剐悉听尊便，闭口士可杀不可辱，一看到大明维新出现了一点点问题，就开始破口大骂，一看到维新有一点点的成果就会阴阳怪气，对大明、对朝廷、对皇帝的评断从来都是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

只要不听他的话，就是不行，只要不把权力给他，就是不行。

这类的贱儒，除了聒噪之外，对国朝存续、对大明革故鼎新、对发展、对万民，从来没有带来过哪怕一点点的帮助。

活着的唯一作用，就是浪费粮食。

连高攀龙这个贱儒，在学了矛盾说和阶级论之后，都能完全理解国朝在还田上的谨慎，是为了减少对百姓的折腾。

朱翊钧回到了通和宫御书房后，对吕坤这个案子进行了全面了解。

吕坤和这类大官人，都是一类的人，他们冒着天大的风险，搞来的银子，都给了这些个宠爱的外室，希望给这些外室、外室子们留下一些财富，自己锒铛入狱，但这些外室拿着银子就开始乱花，结果让啼笑皆非。

如果这么看，朱翊钧这个皇帝，也好似是个力工，他很勤勉，终日如同牛马，他很节俭，一分银子恨不得掰成两半花。

他的勤勉给了大明，他的节俭，都变成了丁亥学制的投资，都变成了十八座大学堂，变成了给学子们的膏火银，让学子至少读书的时候，不会为了五斗米而折腰。

只不过，和吕坤不同的是，哪怕朱翊钧失败了，也没有人会嘲讽他，因为朱翊钧做这一切的动机，仅仅是因为：

遍地哀鸿满地血，无非一念救苍生。

他是皇帝，他得到了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他就得这样做，肩抗日月，扛起江山社稷，带领大明走出危局。

历史上的万历皇帝，倒是个放得下的人，斗不过朝臣，自己往后宫一躲就是三十年，卸下了所有责任，别说奏疏，连任免官员都不做，直到萨尔浒大败，大明那时候就已经死了，只不过是惯性之下还没倒下。

他一个人，爽是爽了，给天下人带来了苦难，而后把这些苦难，绵延了三百年之久。

大宗伯沈鲤、少宗伯高启愚再次上奏，请定王国光谥号文定，朱翊钧批准后，给王国光加官一级，安葬在了金山陵园，位居大明功臣之列。

张居正在王国光头七那天，从天津府赶回了京师，送了这位老战友最后一程。

而户部全员出席，参加了王国光的葬礼，对于户部而言，王国光就跟祖师爷一样。

在万历维新之前，户部就是个人人都能踩一脚的衙门，谁都能对户部官员啐一口痰，每年过年关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在骂户部，连皇帝也骂。

因为国帑内帑度支，就只能做三个月，官员的俸禄都没有。

自万历维新之后，户部才成为了真正的户部，户部诸多官员，可以挺起腰杆做人，而不是看到同僚，只能掩面而走。

如果皇帝不出手，户部诸多官员也会出手。

没人会把来之不易到手的权力，就这么轻易的交出去，天下税赋归并朝堂，是户部真的有资格称之为户部的根本政策，谁要动摇这条政策，谁就是在动户部诸多官员的印把子。

皇帝打了廷杖下去，再没人敢对王国光的身后名，胡言乱语了。

朱翊钧对这一个结果还算满意，将四十三名官员流放辽东，而后下旨将吕坤斩首示众。

阁臣们没有封驳皇帝的圣旨，下章到了刑部复勘，刑部大理寺复勘后，写好了驾帖呈送御前，吕坤将会在秋后问斩，也就是陛下驻跸松江府回京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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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所以要秋后问斩，主要是为了调查吕坤是否有同党。

王家屏在驾贴里说的不要再清楚，这件事背后的根本矛盾是央地矛盾，是大明天变减赋的情况下，依靠田赋的地方财政，变得捉襟见肘，而朝廷大棒之下，贪腐不如过去方便的斗争。

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都认为，吕坤不是一个人，他只不过是那个跳出来最快的人，要仔细调查是否有同党。

刑部和大理寺给的罪名，和皇帝陛下给的罪名不同。

皇帝陛下给的罪名是奸党，即‘交结朋党、紊乱朝政、私选亲信、谗言构陷’，按照大明律规定，首恶斩首。

这也是皇帝要因言降罪，却没有遭到内阁、廷臣们集体反对的原因，因为这帮家伙在诬告，大臣们其实也怕这个，科道言官真的掌握了诬告这个大杀器，那真的是阎王点名，要谁死谁就得死。

历史有这个教训，赵高指鹿为马。

但刑部和大理寺认为，吕坤豢养掮客、勾结诸官、祸乱朝纲、印发妖书等等行为，已经构成了谋反，即企图颠覆朝廷。

如果不是陛下果决，雷霆手段的处置，吕坤搞得那些妖书，一定会闹出极大的乱子，一旦被吕坤得手，王国光求荣得辱，真的有可能祸及大明江山之根本。

最后朱翊钧没有把吕坤的罪名升级到谋反罪，仍然以奸党坐罪论斩，主要是他吕坤，没那个本事颠覆大明。

二十二年三月初三，大明皇帝再次南巡驻跸，这一次驻跸和去年一样，仍然是六个月的时间，随扈人员几乎没有区别。

唯一不同的是，留守京师的大臣，从凌云翼为主、申时行辅弼，变成了申时行为主，高启愚辅弼。

高启愚留在京师，是凌云翼的建议，凌云翼认为高启愚这个独臣，可以很好的压制野心派的野心。

朱翊钧在出发之前，召集了通和宫金库钥匙的持有者，大将军戚继光、元辅张居正、格物院长朱载堉，大司徒张学颜，同样把李如松、申时行和侯于赵一起叫来观礼。

所有人在缇骑的保卫下，一起进入了金库，并且点检了所有的收储金条后，把今年的金条过称入库。

在点清楚数量后，皇帝亲自锁上了通和宫金库的大门，戚继光把钥匙交给李如松，张居正把钥匙交给了申时行，算是正式交接了手中的一项权利。

侯于赵全程观礼，江湖传言，通和宫金库没有黄金，这其实非常符合人性，这金库里究竟有多少黄金，还不是陛下说了算？

但他看过之后，确定有，而且数量和账上，严丝合缝。

在这一刻之前，侯于赵总是觉得黄金宝钞，迟早有一天会崩溃，中原王朝从两宋就开始发纸钞，发了几百年都是惨淡收场，那费利佩二世搞金债券，足足破产了三次。

历史经验告诉侯于赵，黄金宝钞，恐怕很难长期稳定的存续。

当他看到一块块金锭的时候，他确定，黄金宝钞绝对不会崩溃，倒不是真的看到了黄金的缘故。

而是因为陛下这个人做事，真的太认真了，就是没人可以稽查的范围，陛下都做到了如此地步，这一点，就和慎独的王国光很像了。

有陛下在，宝钞就会和陛下的信誉一样，一如既往的坚挺下去。

宝钞的本质是债，债的本质是信心，陛下的信誉在，宝钞就在。

朱翊钧在临行之前，也就是三月二日这天，收到了一本吕宋的求救奏疏。

王谦奏闻，吕宋铜章镇发生了暴乱，目前殷宗信已经挂帅平叛。

这个事儿，立刻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但是前线局势尚不明朗，朝廷没有立刻下断言，而是让南洋水师两营十二舰船，前往密雁港驻扎，防止暴乱失控。

朱翊钧急匆匆的南下，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，在三月十八日抵达了松江府行宫，吕宋的情况慢慢明朗了起来。

“吕宋地面给出的暴乱原因，是官逼民反。”朱翊钧看着面前一大堆的奏疏和捷报，搞清楚了具体情况。

暴乱发生在棉兰老岛。

吕宋总督府，从北到南，分别是吕宋本岛、宿务列岛、以及最南边的棉兰老岛，越往南，大明朝廷、吕宋总督府对其掌控能力越弱。

万历九年，大明在棉兰老岛的南部，发现了一个铜金混合矿，并且在这里建立了铜章镇，是吕宋十二铜镇之一，也是大明统治吕宋的国柱，这个铜金混合矿，是个富矿，人气因为矿产而聚集，无数淘金者纷至沓来。

铜章镇，经过数年发展，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，矛盾也在不断激化。

铜章镇在棉兰老岛的南方，那是吕宋总督府控制比较薄弱的地方，被打败的西班牙殖民者和他们的后代普遍生活在附近，而且还有大量当初归顺这些红毛番的夷人。

这一次铜章镇暴乱，是汉乡镇汉民发起的，但导致暴乱的根本原因，是总督府派去的官员。

这些红毛番和归顺红毛番的夷人，虽然接受了大明的统治，但他们还崇信天主教，凝聚力极强，派去铜章镇的县官书吏，不能持平办案，遇有涉教案件，一味偏袒教民，责惩良民，敷衍了事，教民气焰益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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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王谦的说法，殷宗信到地方后，暴乱汉民哭诉：地方书吏主官，但凭教民一诉，或教士一言，即签传票，纵役勒索，至案后，又不分曲直，往往抑制良民，希图易结。

就是为了减少麻烦，不分是非曲直黑白，谁好欺负就欺负谁，生怕结案完了，被这些紧密团结的教民给冲击衙门，故此十分的偏袒，才有了这次的叛乱。

不暴乱不行，不反抗，教民们就真的要抢他们的粮、烧他们的房、杀他们的家人、抢他们的婆娘。

吕宋地面也没有为自己过错遮掩的意思，把这次铜章镇汉民暴乱，定性为了官逼民反。

而殷宗信到地之后，将铜章镇主官书吏，全都吊死了，立刻就把暴乱平息了。

殷宗信当然可以这么做，因为吕宋地面，除了总督府官员是朝廷任命外，其余都是殷正茂、殷宗信父子任命，算是殷正茂的家臣。

这种局面，会慢慢改变，大明会从任命总督、任命巡抚，到任命各地方流官。

殷宗信不仅惩戒了地方的主官书吏，还开始讨伐这帮教民，宣布这帮教民为教匪，为期六个月左右，反正南洋水师也到了密雁港，有人给他兜底，打输了再来打就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