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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颖达直接将问题上升到了“道统之争”的高度。

他这一开口,立刻得到了朝中大批儒臣的支持。

一时间,朝堂之上风向大变。

昨天还因为豫王新政而欢欣鼓舞的官员,此刻又开始窃窃私语,觉得萧瑀和孔颖达说的,似乎也有些道理。

毕竟,对于这些习惯了模糊和人情的古代官员来说,现代社会那种精确到分的预算和审计制度,确实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恐怖存在。

就在此时,一个新晋的身影站了出来。

是褚遂良。

他刚刚被长孙无忌举荐,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起居郎,一跃成为财政部的侍郎,正是政务院改革的直接受益者。

他知道,这是他表忠心的最好机会。

“陛下,臣有不同之见!”

褚遂良的声音清亮而坚定。

“萧公与孔祭酒,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”

“度支司之事,问题不在新法,而在执行之人!”

“新法规定,预算之外,可走‘紧急追加程序’,由用款衙门提出申请,政务院讨论,陛下批准,即可拨款,此乃‘权变’之道,新法之中,早有考量。”

“科学院之事,魏王殿下完全可以走此程序,但度支司的官员,却故意隐瞒此条,只以‘预算没有’为由粗暴驳回,其心可诛!”

“这说明,不是新法有问题,而是某些官员,对新法阳奉阴违,故意制造事端,试图阻挠改革!”

“至于孔祭酒所言,‘治国非算学’,臣更不敢苟同。”

褚遂良转向孔颖达,不卑不亢。

“不当家,不知柴米贵,国家财政,取之于民,用之于民,每一文钱,都是百姓的血汗,若无算学之精细,无预算之规划,如何能保证这些钱,都用在刀刃上?如何能防止上下其手,中饱私囊?”

“恰恰相反,臣以为,将算学用于治国,才是最大的‘仁恕’!因为它能让国家的每一分钱,都花得明明白白,清清楚楚!”

“这才是对天下百姓最大的负责!”

褚遂良的这番反驳,有理有据,逻辑清晰,一下子就打中了要害。

孔颖达被他一番抢白,说得老脸通红,一时竟找不到话来反驳。

朝堂之上的争论,愈发激烈。

保守派与改革派,第一次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峙。

而李越和李世民,从头到尾,都坐在高台之上,冷眼旁观。

仿佛下面争论的,是别人家的事。

朝堂上的争吵,一直从早上持续到了中午。

双方你来我往,引经据典,唾沫横飞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支持萧瑀和孔颖达的官员,越来越多。

他们中的很多人,并非真的认为新法不好。

而是他们本能地恐惧这种改变。

一个透明化的官场,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。

他们怀念那个可以靠人情,靠关系,靠模糊的操作空间来办事的时代。

所以,他们选择站队,选择用祖宗之法,来对抗这股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新浪潮。

而以褚遂良为首的新晋官员,虽然人少,但战斗力极强。

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,也是新思想的拥护者。

他们言辞犀利,逻辑清晰,牢牢抓住了“民生”和“效率”这两个核心点,寸步不让。